「每周一魚」今期是第七十八周,一直以來「香港魚類學會」給讀者介紹香港棲息的各種野生淡水、鹹淡水及海水魚類己達七十六種。是次為「每周一魚」制作概念與簡歷的第二輯,介紹「物種故事(Story of the species)」,內容概述物種發現與記錄有關研究的故事(欲閱前文可參閱本會「每周一魚」目錄)。

物種故事(Story of the species)

  自古以來,人類對包圍著自己的自然界事物充滿好奇,尤其是能提供及成為「衣」「食」「住」「行」生活基本需要原材的花草樹木與飛禽走獸等,世界各地民族以不同的言語給當地各類生物起了許多固有的名稱。然而,生物種類的存在方式、形態與數量,往往遠遠的超過人類的想像,無論是微小得肉眼看不見或巨大得驚人的,生活於陸上空中或水下,極地或赤道,地底或高山,幾乎在地球表面上每一個角落,也有已知或未知生命在棲息。根據2010年「國際自然保護聯盟(IUCN;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)」的「紅色名錄(Red List)」(簡稱:IUCN Red List)統計,現今認識的生物總數,己超過一百七十四萬多種,動物共一百三十六萬多種,脊椎動物六萬二千多種,魚類三萬一千多種。

 


  生物種數的龐大性,即物種的多樣性,在發現每種新的生物的同時,給人們帶來了物種在「辨認」與「取名」上的困難,而不同民族對各類生物的辨認能力,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些生物在他們日常生活需求上的重要程度,也關乎於該地人民思考及處理事物的邏輯與方法的習慣,以至所發展使用語言的形式,與及過往經歷的歷史背景。
  在東方,如中國、韓國及日本,以「像形」「像意」及「形聲」造出的漢字作語言基礎,每字均具單或多種含義而較難學習,歷來尤其近代多連年內外戰禍,物種的「區分」與「命名」在人民生活中一直未能佔有重要意義,並一直僅停滯甚至倒退到「採集捕獵」與「加工食用」的原始的實用層面,盡管擁有記載豐富昔日學者們所積累得來的經驗及資料的古籍文獻,由於缺乏安逸和平時代,仍然未能將其進一步研究分析及整理。物種名稱以「魚類」為例,清朝陳廷敬等編撰的《康熙字典》(1716)中的「魚部」,共有記六百多種魚及含「魚」字組成的水產名稱,但內容解釋明顯止於集錄當時參考古籍(如:1596年明朝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等)的水平。

中國經典古文獻《康熙字典》

  清末民初,西方知識的流入,使東方諸國的人民切實體會到,系統整理天下自然博物知識的重要性。另一方面,西方在解讀分析從中國所掠奪得來的大量古物文獻(如《山海經》、《孫子兵法》到《四庫全書》等)的同時,也認識到古中國有如西方的古希臘與羅馬,早有超卓的哲學思維與對博物的認識,祇是未有被普及研究和發展。這並非意味著回望昔日史實而嘆息,最重要的是認識到我們東方民族的學者先驅們,無論是著名或佚名,早己把大量「博物」與「通識」的經驗及智慧,以當時的語言和技術留諸後世,當中如許多魚類的漢語「古稱」,仍正待我們去分析整理。
  西方自古希臘己有學者研究生物,古文獻如亞理士多德(Aristotle, 384-322 B.C.)的「動物誌(Historia Animalium)」,書裡對動物分類方式原始,例如以血液顏色的「藍」或「紅」,卻被沿用一千多年。黑暗時代後的十六世紀,法國博物學者龍德萊(Guillaume Rondelet, 1507-1566)在1558年所著「魚類歷史全誌(L’Histoire entière des poissons)」,記載了包括無脊椎及鯨豚類的多種海洋生物,其中魚類244種,也成為當時西方歐洲認識世界魚類種數的所有,信賴風行近二百年,物種研究進展緩慢。然而經過大航海時代,西方發現歐洲以東及西有未知地域,觸動了他們尋找新居的夢想,成為西方在世界各地擴展「殖民地」,調查記錄當地食用及有害生物等自然資源的巨大原動力。原本信仰神學中「創世紀」的西方思想有了新的方向,解讀自然界萬物秩序的科學研究驟然興起。

龍德萊1558年所著《魚類歷史全誌》

  生物分類的系統研究,由歐洲瑞典植物學家林奈(Carolus Linnaeus,1707-1778)整理萬物秩序,在1735年出版「自然系統(Systema Naturae)」第1版,到1758年同書第10版,確立對生物物種以「屬名(generic name)」及「種名(specific name)」作命名的「雙名法(binominal nomenclature)」,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。各類動植物由被發現到為人民所認識,需要經過實地採集(collection)、記錄描述(description)與繪圖(illustration)、對照過往記載辨認物種(species identification)與命名(nomenclature)、以及論文與書籍的出版(publication)等一系列程序,每個新物種的記載,均有劃一的工序與方法。由於當時人民信奉教會,研究自然界秩序即涉及解明神所創造之物,有關論文書籍須交羅馬教庭審閱,因此早期文獻以至現今所有生物的名稱,均以教庭所用的神聖語言「拉丁語」來纂寫。

 

林奈1735年《自然系統》第1版

  由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期,隨著西方航海及殖民區域的擴展,新物種的發現與記述,不論在推行殖民及經貿活動上有了巨大意義,成為熱門注目的科學研究,歐洲各國包括瑞典、法國、德國、英國,還有美國等,研究動植物著名分類學家衆出,編著了大量記述動植物種類,圖文並荗的「論文(thesis)」、「動物誌(fauna)」及「植物誌(flora)」。在資訊、交通、醫療與法治等仍未發達的早期,包括著作「物種起源(On the Origin of Species)」的達爾文(Charles Robert Darwin, 1809-1882),許多學者與探險家們需離鄉別井,乘船航海作長達數月至數年的旅行…… 然而在每個物種的發現背後,幾乎必有著鮮為人知的驚險或悽酸故事。無論這些故事屬於古代東方或近代西方國家,亦不考究昔日民族與政治,那些畢生為研究人類未知領域自然博物而搏鬥,無懼附出生命精神的博物學者們,永遠是後世尤其年青一代的學習模範。

<下期待續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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